“全职儿女”话题正在社交平台上引发广泛讨论。在豆瓣，“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”拥有超过3400名用户，年轻人自发聚集，在线讨论这份以居家照顾老人为主的职业。根据网友总结，全职儿女指的是年轻人脱产后寄居于父母生活，并通过付出一定的劳动换取经济支持，同时保持学习，尝试找到新的职业目标。
全职儿女概括着一个群体的生活状态，但具体来看，人们成为全职儿女的原因各不相同，有人迫于裁员、失业的压力，被迫退守家庭；也有人主动选择跳出职场，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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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周浪向界面新闻表示，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寄居父母生活并不算一种职业。长期沉浸于全职儿女的角色中，拒绝步入社会，并不值得鼓励和提倡，但青年若将这一身份作为寻找个人发展路上的缓冲，也应当受到支持和理解。
疫情期间，王晓晓曾经短暂地担任全职儿女，居家半年多，她帮助妈妈一起照顾年逾九十岁的姥姥，买菜、择菜、洗衣服，喂老人吃药都是她的工作。
在家里，王晓晓更像是妈妈的助理，她的妈妈就是一名全职儿女。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，晓晓妈初中毕业后不能分配工作，在家乡务农、打零工。随着父母卧病在床，晓晓妈承担起居家照顾双亲的工作。家中的其他四名兄弟姐妹每月支付1000元用于赡养老人，这4000元就是的晓晓妈工资。在家中四名兄弟姐妹看来，由自家姐妹照顾老人，既放心，又补贴了亲戚的生计。
疫情期间，在一家私营小微企业从事财务工作的王晓晓接连经历了降薪与失业。她选择暂时回到北京远郊，她和妈妈一起住在姥姥家。“不用负担房租，自己买菜做饭成本很低，”在防疫期间，王晓晓减少网购次数，也削减了社交活动的开支。她提到，自己之前工作三年攒下了一些积蓄，家里买菜、买生活用品的支出她都会主动负责。
“家务劳动也是有价值的。”王晓晓认为，即使自己是被迫回归家庭，但并不代表处理家事就没有意义。
她仍想重返职场，把简历挂在招聘网站上，也请亲戚朋友帮忙内推，但效果并不好。“我毕业于双非本科，此前的工作相对基础，找工作非常困难。”疫情期间，出门面试面临着地理上的不便和感染的风险，在家成为了王晓晓最优的选择。
周浪表示，“全职儿女”的出现，更多体现的是就业难背景下个体的无奈选择。王晓晓认为，在就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，有些人被迫成为全职儿女，但调整好心态才可能迎接一份新的工作。
大学生毕业后不急于进入职场，而是支教、摆摊、旅行，成为慢就业一族，选择回归家庭的一群人自动成为了全职儿女。
全职儿女尽管工作形态类似，但起因与目的却存在不同，也有着不一样的薪资来源。李成文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了全职儿子，他曾经“顺应时势”，短暂地进入互联网公司上班，三个星期之后，却因为不喜欢工作内容和企业文化而主动离职。
他退守老家，跟着姥姥住在乡下的院子里。“姥姥退休金三千多元，她花1000，我花1000，还剩1000存起来，家里活儿我全包了。”
全职儿女话题在网络上流行起来时，引发了部分批评的声音，“大学毕业后不上班，不就是把啃老换了个说法吗”。李成文家的长辈就曾经对他提出类似的质疑。
然而，仔细询问李成文毕业后的生活安排可以发现，他从事过多份兼职，写软文、活动场务、游戏代练，“赚点钱，体验生活”。虽然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但他仍然在规划着自己的收入和社交，“不在办公室里坐着，但咱不能虚度光阴”。他把全职儿女形容成一种短暂的生活状态，用于体验生命的快感，给未来寻找新的可能。
周浪副教授指出，“出去找工作”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或发展意义上的行为，还是特定年龄阶段下个体走向社会、顺应社会时间的标志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青年长期沉浸于“全职子女”角色既是逆社会化，也是“逆社会时钟”的，并不值得鼓励和提倡。但若青年仅仅将其当作一个迈向就业过程中的临时性“缓冲”，则是可以理解的，社会层面也应给予包容式的理解和支持。
李成文作为全职儿女的“工龄”满一年后，他通过层层面试，重新进入了一家企业上班。他说，目前的工作内容是自己喜欢的，“如果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失去了意义，不如再回去做全职儿子？”
（文中王晓晓、李成文为化名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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